彭康同志是中國共產(chǎn)黨具有深厚造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久經(jīng)考驗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開拓新中國高等教育事業(yè)的教育家。上世紀五十年代，黨中央、國務院作出交通大學西遷的重大決定時，彭康正是掌校人，他是交大西遷的重要領導者，也是西遷精神的杰出典范。

近日付梓的《彭康文集》，收錄了彭康同志的著作、文稿共116篇（部），其中著作104篇（部）、譯作12篇（部）。這些著作、文稿發(fā)表于1927-1965年之間，跨越了我國第二次國內(nèi)革命戰(zhàn)爭、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社會主義建設等多個歷史時期，涵蓋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文化藝術、社會工作、教育思想和辦學理念、黨的建設等諸多領域，集中反映了他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yǎng)、豐富的革命工作經(jīng)驗和寶貴的社會主義教育思想，是學習研究中共黨史、新民主主義革命斗爭史、社會主義高等教育史的重要史料和文獻，也是交大校史中彌足珍貴的紅色資源和精神財富。

《彭康文集》由夏征農(nóng)同志提名，錢正英、姜斯憲同志作序。上海交通大學黨委書記姜斯憲表示，編輯出版《彭康文集》，就是為了繼承發(fā)揚彭康同志留給我們的寶貴思想、豐富經(jīng)驗、優(yōu)良傳統(tǒng)和奮斗精神。彭康同志先后擔任交通大學的校長、黨委書記和西安交通大學的校長、黨委書記，為交通大學的發(fā)展作出了卓越貢獻。交大西遷中，彭康同志帶領全體交大人胸懷大局，愛國為民，堅決服從黨和國家的調配，義無反顧服務社會主義建設需要，以人民的利益為最高利益，把現(xiàn)代科學技術傳播到祖國的每一寸山川大地。這種堅強意志和共同行動構成了著名的西遷精神。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對交大西遷精神的重要指示，更加感到西遷是全體交大人的共同記憶，西遷精神是西安交大和上海交大寶貴而共同的精神財富，需要代代交大人珍視、傳承和發(fā)揚。希望借《彭康文集》出版發(fā)行之機，學習好、宣傳好彭康等共和國老一輩教育家的思想精神和交大120余年歷史文化的優(yōu)秀傳統(tǒng)，努力從中汲取豐富的營養(yǎng)、智慧和開拓前進的力量。

傳奇而偉大的一生

彭康1901年出生于江西萍鄉(xiāng)。1919年赴日本留學，后考入京都大學主修哲學，開始研究并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學說。1927年，彭康放棄了即將開始的學位論文答辯，毅然回到白色恐怖籠罩下的上海，參加了由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等人成立的著名文學團體——創(chuàng)造社，投入左翼文化運動。1928年他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1929年起擔任中共中央文化委員會委員、代理書記；1930年與魯迅一道發(fā)起成立左翼作家聯(lián)盟（即左聯(lián)）。

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由啟蒙階段轉入了系統(tǒng)傳播階段。彭康承擔了介紹馬克思主義學說、宣傳唯物辯證法的重要任務，從1928-1930年兩三年間，他翻譯和撰寫的有關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著作和譯作20余篇（部），共26萬字。其中包括翻譯出版馬克思的《費爾巴哈論綱》、恩格斯的《費爾巴哈論》、普列漢諾夫的《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問題》、柯爾施的《新社會之哲學的基礎》等馬克思主義的經(jīng)典著作；撰寫《哲學的任務》《思維與存在——辯證法的唯物論》等介紹與宣傳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的文章；發(fā)表《五四運動與今后的文化運動》《新文化底根本立場》等論文和時評。彭康希望通過自己的著作能夠“引起多數(shù)的學者來努力從事和繼續(xù)這個工作，以建設中國特殊狀態(tài)下的積極的思想——世界觀和人生觀”。就當時的理論界、出版界的狀況而言，無論是從寫作翻譯的篇目和字數(shù)上，還是著作、譯作的選題和作品質量上，彭康的這些著作和譯作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早期傳播都是不可磨滅的重要貢獻。尤其他關于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著作的譯本，在當時的中國大都是首譯或最早的版本，成為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早期傳播的重要出版物。

1930年4月，彭康意外被捕。牢獄七載，他組織難友學習革命理論，團結戰(zhàn)斗；千錘百煉，置生死于度外，始終保持了共產(chǎn)黨人的崇高氣節(jié)。1937年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經(jīng)過彭康組織難友們發(fā)起的抗爭，他被釋放出獄。

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時期，彭康先后擔任中共中央中原局、華中局、華東局的重要領導職務，為革命根據(jù)地的政權建設、思想建設和文化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他主持編輯出版黨報黨刊《江淮日報》《真理》等，籌建魯迅藝術學院華中分院，組織根據(jù)地的軍政干部學習理論，講授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有“遠學老莊，近學彭康”之稱。自1945年起，他先后兼任華中建設大學、華東建設大學、華東大學、山東大學的校長，全面負責這些地區(qū)的宣傳、文化和教育等工作，為國家建設儲備政務管理和專業(yè)技術干部。

新中國成立后，彭康于1952-1959年擔任交通大學黨委書記和校長，1959-1968年擔任西安交通大學黨委書記和校長，為交通大學的建設和發(fā)展嘔心瀝血，鞠躬盡瘁，是交大人十分敬仰和愛戴的老領導。掌校期間，他以馬克思主義教育思想為指導，堅持教育規(guī)律，把握辦學方向，秉持交大優(yōu)良的辦學傳統(tǒng)，積極探索，形成了鮮明的治校風格與特色，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大學的辦學理念和教育思想，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和各項業(yè)務工作上全面貫徹實施，帶領交通大學為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做出了重要貢獻。

交大西遷的卓越領導者

1955年4月，黨中央、國務院作出交通大學內(nèi)遷西安的重大決定時，正是彭康到校任職的第三年。他對此表示堅決擁護，很快就主持召開黨委會、校務委員會，傳達中央決定，部署相關工作。5月初，彭康與交大資深教授朱物華、程孝剛、鐘兆琳、周志宏、朱麟五等一起到西安勘探學校新址。

交通大學作為我國創(chuàng)建最早的著名學府之一，在當時最發(fā)達的繁華大都市上海已生長60載年華。交大在上海，上海有交大，這一觀念已深入人心。從經(jīng)濟實力、文化環(huán)境、工業(yè)設施、生源條件等各個方面來講，交大在上海繼續(xù)發(fā)展的優(yōu)勢都是非常明顯的。但是，祖國需要一所高水平的工科大學到西部去，以實施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為起點，大西北的開發(fā)建設正在熱火朝天地進行，廣大人民群眾在急切盼望交大的到來。彭康充分發(fā)動黨團組織的力量，緊緊依靠教授專家開展工作，由德高望重的陳石英副校長、陳大燮教務長、任夢林總務長等牽頭，組成了強有力的遷校領導班子，從各個方面進行深入細致的動員，敲定遷校、組校的每一個細節(jié)。他堅決擁護周恩來總理提出的，要從有利于社會主義建設，更好地動員力量為社會主義服務來看待交大的西遷，支援西北的方針不能變。他動員黨組織和老教授，在師生中做了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統(tǒng)一了全校的思想。

1957年7月彭康主持校務委員會調整了遷校方案，并得到國務院批準。交通大學分設西安、上海兩部分，由彭康實施統(tǒng)一領導。至1957年底，大部分專業(yè)系科和師資遷入西安新校。西安部分由11個系合并為9個系，23個專業(yè)；教職工總數(shù)2585人，其中校本部教職工2413人，教師1083人（含教授44人，副教授30人，講師111人）；在校學生6881人，其中研究生17人。上海部分設7個系、19個專業(yè)；教職工總共為2300人，其中教師890人（教授69人，副教授32人，講師232人，助教557人）；學生5078人。在緊張的遷校、建校過程中，教學、科研有序進行，學校各項工作獲得新的發(fā)展。

1959年7月，國務院作出新的決定，交通大學西安、上海兩部分單獨成校，分別命名為西安交通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任命彭康為西安交通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任命謝邦治為上海交通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同一年，同根所生的兩所交大一并進入國家重點大學行列。

（看看新聞Knews記者：周云 實習編輯：馬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