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北站”曾名“滬寧鐵路上海站”（1916年更名為上海北站），原址位于現(xiàn)天目東路以北寶山路以西，是近代上海歷史上的一處風云際會之地，不少影響過中國歷史進程的大事件都曾先后在此發(fā)生，本篇主要講述兩場“刺宋案”的往事。

上海北站舊照

1913年3月20日晚間的滬寧鐵路上海站內殺機四伏，時任國民黨代理理事長的宋教仁在黃興等人的陪同下緩步進入車站內準備登車北上，就在不久前，他剛帶領著國民黨在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選舉中大獲全勝，宋教仁理想中的責任內閣仿佛就在眼前。

時間來到當晚的10點45分，就在宋教仁一行人從車站接待室走向檢票口之際，車站內突然槍聲響起，宋教仁應聲倒地，眾人見此狀趕忙將其送至附近的滬寧鐵路醫(yī)院內進行搶救卻無奈傷勢過重醫(yī)治無效，最后宋教仁還是于兩天后的22日凌晨在痛苦中去世，年僅31歲。

遇刺身亡后的宋教仁

“宋教仁遇刺案”的發(fā)生加速了辛亥革命后孫中山與袁世凱兩大陣營的決裂并直接引發(fā)了當年“二次革命”的爆發(fā)，可謂在中國近代史上影響巨大，但究其“歷史真相”多年來卻一直在史學界中沒有定論，除了傳統(tǒng)觀點認為的“袁世凱主謀說”以外，還有“袁世凱手下自發(fā)刺宋說”、“陳其美主謀說”等。

“袁世凱主謀說”的主要觀點認為“宋教仁所帶領的國民黨在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選舉中大獲全勝后因威脅到了袁世凱的權力，故而受到袁的忌憚，所以也就有了不久后宋教仁遇刺事件的發(fā)生”，此觀點雖被廣泛引用但平心而論實質性證據不足，況且當時宋教仁在國民黨中相較陳其美等人而言在對待袁的態(tài)度上并不屬于“激進派”且主張以合作為主，如據當時記者黃遠生在《春云再展之政局》中的說法：當秘書報告袁世凱宋教仁去世的消息時，袁世凱愕然道：“這是怎么好！國民黨失去宋遁初（宋教仁號遁初），少了一個大主腦，以后越難說話”。由此可見，至少在“刺宋案”發(fā)生之前袁世凱對于宋教仁的態(tài)度可能真沒有傳聞中的這么痛恨。

袁世凱

當然作為分屬不同陣營的兩位主要代表人物，說袁世凱對于宋教仁完全放心那也是絕對不可能的，因此也就有了“袁世凱手下自發(fā)刺宋說”的觀點，而其中“被認為嫌疑最大的焦點”則非應桂馨和洪述祖兩位莫屬。

應桂馨，又名夔丞，浙江鄞縣人，是一個經歷與背景都極其復雜的人物，在清末民初的官場與幫會中幾乎都能找到此人的身影。身為幫會人物的應桂馨在清末一直暗中支持著革命黨人進行各種反清活動，其在1911年“上海光復”中曾立有大功并在之后陳其美主政的滬軍都督府成立時被任命為諜報科科長，孫中山回國就任臨時大總統(tǒng)時陳其美還曾指派應桂馨負責過孫中山的保衛(wèi)工作，可謂風光一時。

當然作為一個有著濃厚幫會勢力背景的人物，應桂馨在由晚清進入到中華民國之后也立馬察覺到了革命黨人在對于自己態(tài)度上所產生的微妙變化，雖說革命黨人在晚清時期對其多有倚重，但畢竟此一時彼一時，幫會自身所存在的諸多“不安定”因素（如：擾亂社會治安）使得革命黨人在中華民國成立后不久就對其在態(tài)度上發(fā)生了轉變，由此兩者之間的關系也開始變得“若即若離”起來，這也就是部分學者所認為的“應桂馨指使武士英對于宋教仁下手”的主要動機之一。

那應桂馨又是怎樣與袁世凱扯上關系呢？這其中就要牽涉到洪述祖這個關鍵人物。

洪述祖，字蔭之，出生于江蘇常州一個名門望族之家，他的先祖是清代乾隆嘉慶年間的著名學者洪亮吉。早年的洪述祖在晚清官場中是一位”聲譽不佳”的人物，曾多次身陷“貪腐之事”。辛亥革命中的他因據說曾親擬過一份清帝退位詔書（此詔書最后未被采用）從而聲名鵲起并在之后常以“革命元勛”、“共和功臣”自居，中華民國成立后，洪述祖被任命為了內務部秘書。

洪述祖

那洪述祖又是怎樣聯(lián)系上應桂馨的呢？這同樣也源于上文中已提到的幫會勢力在中華民國初期所遭遇到的尷尬境遇，與革命黨人一樣，身為大總統(tǒng)的袁世凱同樣也是不希望幫會勢力日益做大的，于是他便把這項“遣散的重任”交到了洪述祖這里，由此洪述祖便找到了當時幫會勢力的“頭面人物”應桂馨并與之建立起了聯(lián)系，從而也就有了后來“刺宋案”的發(fā)生。

當然持這派觀點的學者們也并沒有因此認為“袁世凱就是刺宋案的主謀”，他們把更多的目光都聚焦到了洪述祖和應桂馨這兩個人物上，以近年來在該領域內頗受關注的《宋案重審》一書中的說法為例，作者尚小明以其對諸多有關“刺宋案”一手史料的解讀分析后認為洪述祖才是策劃“刺宋案”的唯一主謀，“刺宋”的整個過程實則就是由洪述祖和應桂馨二人來主導策劃的，而當時的袁世凱其實并沒有“除宋”的意向（袁世凱當時關心的是搜集有關“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的負面消息”并以此來打擊對手），只是洪述祖為了迎合袁世凱及出于自身利益考慮而自作主張走出的一步險棋。

除了尚小明的觀點以外，在持“袁世凱手下自發(fā)刺宋說”的學者中另有“洪述祖因猜錯袁世凱的意圖而擅自刺宋”、“洪述祖在獲取宋教仁等負面消息失敗后轉而采用刺宋來為袁世凱鏟除政敵”等說法，筆者在此也逐一羅列出來以供各位讀者參考。

除了被“異己所殺”的推測外，那宋教仁是否存在有被“自己人所殺”的可能性呢？為此也有部分學者傾向于“陳其美主謀說”的觀點。

同為自己的革命同志，陳其美為何要對宋教仁痛下殺手呢？對此持這派觀點的學者張耀杰經過分析后認為宋教仁與陳其美雖均為國民黨員，但在革命后如何對待袁世凱的問題上是存在著嚴重分歧的，宋教仁主張“合作”而陳其美主張“對抗”，為此就在宋教仁準備北上之際，陳其美親自“導演”了這出“刺宋案”且嫁禍給袁世凱并以此作為繼續(xù)革命的理由，從而也就有了不久后爆發(fā)的“二次革命”。

陳其美

就在宋教仁遇刺事件后短短的不到五年時間里，與此案有關的應桂馨、陳其美、袁世凱、洪述祖等先后由于不同原因而相繼死亡，至1917年時，與“刺宋案”有關的主要人員均已不在人世，從而給此案的破解留下了許多不解之謎，以至于直到百余年后的今天仍無法定論。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時間來到1931年的那個夏天，距離上次“宋教仁遇刺案”已經整整過去了18年時間，就在這18年中，隨著北洋軍閥集團勢力的分崩離析，昔日的革命黨人終于在蘇俄與中共的幫助下打敗了各股舊軍閥并成為了中華民國名副其實的執(zhí)政者，而在未來他們將要面對的卻是遠比對付北洋軍閥更要艱難復雜的局面，新軍閥之間的爾虞我詐、日本軍隊的野蠻入侵等一個個難題在南京國民政府的面前接踵而至。1931年7月23日清晨，一輛乘坐著“兩位政要”的列車緩緩駛入了早已埋伏下刺客的“上海北站”之中，“兩位政要”中的一位因事先早聞風聲故而提前下車消失在了摩肩接踵的人群之中，而另一位則對接下來將要發(fā)生的這一切毫無準備，有關此事的原委我們還要從發(fā)生在距此一年多前的“中原大戰(zhàn)”說起。

發(fā)生在1930年5-10月間的“中原大戰(zhàn)”因國民黨北伐戰(zhàn)爭后各派系利益分配不均而起，是蔣介石與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之間在河南、山東、安徽等地發(fā)生的一場新軍閥混戰(zhàn)。戰(zhàn)至9月間，隨著張學良東北軍的“入關助蔣”，戰(zhàn)爭勝利的天平開始向蔣介石一邊傾斜，最終蔣介石方面也在付出重大傷亡代價后取得了這場“新軍閥混戰(zhàn)”的勝利。

蔣介石

取得戰(zhàn)爭勝利的蔣介石為鞏固自身統(tǒng)治需要于不久后提出了《訓政時期約法》（其核心在于把國民黨的專政以立法的形式固定下來并改變原來“五權分立”的體制，此舉一旦實現(xiàn)，那蔣介石個人的獨裁必將會大大增強），原本對此信心滿滿的他卻不想在1930年11月召開的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上遭到了國民黨元老、粵系首領、時任立法院院長胡漢民的強烈反對，一怒之下的蔣介石遂將胡漢民于1931年2月軟禁了起來，此舉無疑使得寧粵兩派原已存在的矛盾被進一步激化了出來，各路“反蔣人士”于當年5月齊聚廣州另立“國民政府”并以汪精衛(wèi)為主席以示與蔣介石“南京國民政府”的對立。蔣介石對此自然也是毫不退讓并打算以“殺胡漢民”來作為對于反對者們的回應。

“蔣預殺胡”的消息傳到廣州后，胡漢民的親家林煥庭“救人心切”首先提出了以“刺蔣”來作為變相解救胡漢民的方法，此舉得到了“廣州國民政府”的暗中支持，在對于刺客的人選上，大家均不約而同地想到了“暗殺大王”王亞樵。

王亞樵，字九光，1889年出生于安徽合肥，早年曾響應孫中山革命主張擔任過合肥革命軍司令、安徽副宣慰使等職，1921年在滬創(chuàng)建“斧頭幫”并逐步開始打拼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就連當時的幫會大佬黃金榮、杜月笙等都要對他“敬畏三分”。1927年“四.一二事件”之后的王亞樵因與蔣介石政見不合而遭到通緝，他在之后的“反蔣立場”使得他成為了當時各支“反蔣力量”所竭力結交與爭取的對象，這其中就有上文中已提到的那個“廣州國民政府”。

王亞樵

當然蔣介石作為當時中國地位最為顯赫的人物，他周圍的日常保衛(wèi)工作自然也是不敢捎帶馬虎的，因此“刺蔣”對于王亞樵統(tǒng)領的“斧頭幫”而言絕非易事，盡管王亞樵等人對此可謂已是做到了周密部署，但結果還是令“廣州國民政府”大失所望，“廬山刺蔣行動”最后以失敗而告終。

“刺蔣”不成那是否能換以刺殺其他南京國民政府要員來作為對蔣的震懾呢？于是他們又把刺殺的目標轉移到了蔣介石的“大舅子”宋子文身上，在他們看來，宋子文是當時南京國民政府的財政部部長，是蔣的“輸血機器”，若“刺宋”成功則可以斷絕蔣的經濟來源從而逼蔣下臺。其實他們哪里知曉宋子文這個“輸血機器”對于蔣而言也并非是百依百順的，有一次蔣為了圍剿蘇區(qū)紅軍把宋召喚到自己的行轅內并要求他拿出巨款以配合圍剿行動，結果宋因“超出財政預算”并未答應蔣所提出的要求并與蔣爭吵了起來，這下可惹惱了蔣介石，他一怒之下“賞”給了宋一記重重的耳光，而宋對此也”毫不示弱”準備掄起凳子向蔣砸去，后來若非在旁的侍衛(wèi)們上前攔阻，后果不堪設想。但不知其詳?shù)摹胺词Y人士們”還是把刺殺的目標定格在了宋子文的身上。

宋子文

鄭抱真是此次“刺宋行動”中的關鍵人物，他是安徽壽縣人，1929年來滬后加入了由王亞樵統(tǒng)領的“斧頭幫”并以辦事機警得力而深得王亞樵器重。這次王又把這副“千斤重擔”交到了鄭抱真的肩上，鄭在接到重任后也不負所望立刻奔赴南京并在較短的時間內就通過“疏通關系“獲取了“宋子文將于1931年7月23日早晨乘坐火車到達上海北站”的情報，一場“刺宋行動“就此又在“上海北站”內外被悄無聲息地布置開來。

然而令王亞樵等人始料未及的是，就在他們忙于安排這場“刺宋行動“的同時，一場更大的陰謀也在田中隆吉、重滕千春、川島芳子等特務的秘密策劃下被無聲無息地布置起來，他們將要執(zhí)行的這個計劃時間與地點均與”刺宋行動“完全一致，而他們將要刺殺的對象卻是當時的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

是的，您沒有聽錯，就是那位后來在美軍“密蘇里號戰(zhàn)列艦“上代表日本政府簽訂投降書的重光葵，當時的他因在”對華政策“上主張”經濟滲透“而成為了日本軍方在”武力侵華“上的”絆腳石“，故預除之而后快。當然日本軍方為除去重光葵的目的還不止僅限于此，眾所周知，1931年日本軍隊在中國東北的”蠢蠢欲動“已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當時日本的一些所謂”謀略家“也認為日本若想要在短時間內占領中國東北那就必須先行防止關內其他中國軍隊的出關支援，因此也就需要在當時中國的其它地方也挑起一次戰(zhàn)端，而挑起這次戰(zhàn)端的地方就被選擇在了上海。按照田中隆吉等日本特務的計劃，日方先在中國幫會中雇傭了一位名叫“常玉清”的地痞流氓，然后再由他組織人手并前往并執(zhí)行刺殺任務，待刺殺完成后再擇機將此事栽贓給“斧頭幫”從而造成日本出兵的口實，如果此計劃成功，那中國的抗戰(zhàn)勢必就會被提前。同時對于常玉清與重光葵素未謀面的情況，田中隆吉也對常玉清做了大致如下的關照：每周五從南京開來的快車尾部中與宋子文一同走出來的就是重光葵，每當走到出口處，他們都會相互禮讓一番，這就是動手的好機會。

重光葵

但正所謂沒有密不透風的墻，日本特務們本以為這個天衣無縫的計劃卻在不多時后即被鄭抱真身邊一位綽號叫“小泥鰍”的楊姓徒弟事先得知了，有關“小泥鰍”得知此事的經過，筆者在多篇文章中查閱到了不同的說法：

如據華永正《刺殺宋子文的案中案》一文中的說法：其中有一名徒弟姓楊，是在浙江長大的皖人子弟，頭腦活絡善于交際，很受鄭抱真器重，被鄭單線派遣打進常玉清的幫會，多次提供重要的情報，成了一名得力的情報助手。這一次，鄭抱真（為“刺宋”一事）要他去向日本浪人購買煙幕彈，不久他就以800元的高價從常玉清那里弄來了一枚煙幕彈交給了鄭抱真…鄭抱真剛剛發(fā)出（宋子文7月23日早晨將要抵滬的）電報，回到住處，便遇到了從上海專程趕來報告情況的楊姓小徒弟。原來這位楊姓徒弟發(fā)現(xiàn)常玉清的幫會也準備了煙幕彈，這引起他的懷疑。經套話才知道，日本特務機關長田中隆吉已經指示他們在火車站刺殺公使重光葵，得手后施放煙幕彈掩護撤退。這計劃幾乎與“斧頭幫”的計劃相同，只是行刺的目標不同。那位徒弟還報告，常玉清的人說：重光葵一死，中國就必須負起挑起事端的責任，那么日軍也就可以名正言順地興師問罪......

又如據尚方劍《刺殺宋子文的幕后秘聞》一文中的說法：鄭抱真當下找來“小泥鰍”，讓他盡快（為“刺宋行動”）設法購買一枚煙幕彈，“小泥鰍”拍胸脯打了保票，說他認識一個混跡上海灘的日本浪人川島次郎，此人專門幫人購買煙幕彈。第二天，“小泥鰍”來找鄭抱真，交給他一枚煙幕彈…事有湊巧，常玉清在行刺（重光葵）前也找到了那個日本浪人川島次郎，從他那里訂制了三枚煙幕彈，不料被“小泥鰍”誆走一枚。7月20日，田中隆吉偵知重光葵近日將由南京來上海，遂催促常玉清準備下手。常玉清去川島次郎家取煙幕彈時，被主人留下吃了一頓中飯，酒后失言，吐露出近日將對重光葵下手一事。川島次郎聞風攜家眷離開上海去外地暫避，以躲避一場可能發(fā)生的血光之災。偏巧，川島次郎在乘車離開上海時，在北站附近遇見了“小泥鰍”。川島次郎視“小泥鰍”為摯友，便把他拉到偏僻處，三言兩語把田中隆吉雇傭常玉清刺殺重光葵的事告訴了他，勸他去別處暫時避一避......

當然無論是從常玉清處還是川島次郎處得知了這條情報，總之“小泥鰍”還是將這條事關國家命運的重要信息及時傳遞到了鄭抱真這里，鄭得知此事后自然也是心急火燎，想通過加急電報將此事通知到王亞樵吧？又恐王萬一不能及時關注到這份電報從而耽誤的大事，于是鄭抱真毅然決定搭乘當晚與宋子文、重光葵的同列快車返滬并趕在他們二人之前出站示意王亞樵的手下取消這次行動，就這樣他再次“肩挑重任”地踏上了返滬之旅。

探知田中隆吉等人陰謀的也遠不止有“小泥鰍”等人，與此同時日本駐華公使館方面也正在為同樣透出的“風聲”而做著必要的準備，作為重光葵私人秘書兼翻譯的林出尋賢在重光葵上車后就特意叮囑列車員到時務必早一些喚醒休息中的重光葵，因為按照以往的習慣，列車員都是在列車駛過真如站后才將他喚醒的，而在林出尋賢看來，此舉可能會對于重光葵此次行程的安全不利。果然，就在列車員遵照囑咐提前喚醒熟睡中的重光葵后，他的警惕性也隨之而提升并在列車剛駛達“上海北站”停下后便獨自一人下車快步走向了車站出口（另也有說法稱“列車員提前喚醒重光葵一事“純屬偶然，事后重光葵因被打擾休息心中不快故而未等宋子文一同下車）。

上海北站舊照二

見到重光葵的反常表現(xiàn)后，宋子文也趕忙下了車并與一行人準備趕上前去問個究竟，這下可急壞了被擠在下車人群之中寸步難行的鄭抱真，此時的他若想趕在宋子文與重光葵之前通知到王亞樵手下停止行動的可能性已經為零，急中生智的鄭抱真遂掏出了手槍對空鳴槍示警以引起宋子文一行人的注意。嘭，嘭，嘭…隨著幾聲槍響后，車站現(xiàn)場秩序頓時大亂，王亞樵的手下在未能等到宋子文一行人接近的情況下只能拔槍射擊，同時常玉清等人也趕來加入到了這場紛繁復雜的槍戰(zhàn)之中，而站在宋子文一側的機要秘書唐腴臚則最終成為了這場“刺殺行動“的犧牲品倒在了血泊之中。那究竟是哪方面擊中了唐腴臚呢？筆者在多篇文章中也找了不同的說法：

如據華永正《刺殺宋子文的案中案》一文中的說法：正在槍響的一剎那，身披雨衣、手持日式黑公文包的機要秘書唐腴臚和宋子文并肩走在一起，常玉清的門徒以為這就是“重光葵公使“，便毫不遲疑地發(fā)出目標已到的信號，于是雜在人叢中的刺客便趁亂集中火力射擊這位”重光葵“。唐腴臚連中三彈，倒在血泊中。

郭化夷《刺殺宋子文》一文中的說法與上述華永正文中的比較相似但細節(jié)略有不同，據該文中寫到：站臺上槍響以后，常玉清的人趕了過來。他們看見宋子文的機要秘書唐腴臚和宋子文躲在石柱后面，以為他就是重光葵，便趁亂朝他開起槍來，唐腴臚身中三彈，倒在血泊里。

另外尚方劍在《刺殺宋子文的幕后秘聞》一文中有關“唐腴臚被殺“的說法則與上述兩文中截然不同，在該文中是這樣寫到的：（王亞樵的手下原本）準備等宋子文走得更近一些再向他射擊的，沒想到被鄭抱真三槍打亂了計劃，眼看宋子文就要逃走，連忙舉槍射擊。沒想忙中出錯，錯把走在宋子文前頭的那個與宋子文穿戴相似的機要秘書唐腴臚給打死了。田中隆吉派來刺殺重光葵的殺手常玉清等人，當時也混在人群中，他們錯把宋子文身旁氣度不凡的唐腴臚當作是重光葵了，聽見槍響，也就胡亂放了幾槍，見唐腴臚倒地身亡，以為大功告成。

無論上述哪些說法更接近于歷史的真相，總之作為當時兩位重量級人物的宋子文和重光葵最終還是逃過了一劫，只可憐到死還一頭霧水的唐腴臚最后卻做了這次“刺殺行動“的犧牲品。事后，當王亞樵得知唐腴臚被誤殺的消息后心里很是過意不去，還暗中專門派人給唐的家屬送去了1000銀元的”撫恤金“。

“九.一八“事變的發(fā)生加速了寧粵雙方的合流，胡漢民最終被蔣介石釋放，而廣州國民政府也于1932年初宣布取消。

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zhàn)結束后，王亞樵再度策劃了一起震驚全國的”刺殺行動“，不過這次他將矛頭對準了正在上海虹口公園（現(xiàn)魯迅公園）中歡慶所謂”勝利“的日本侵略者，行動在義士尹奉吉的鼎力協(xié)助下取得了成功，日軍白川義則大將被炸死，而那位之前逃過一劫的重光葵也在這次行動中被炸斷了左腿并從此落下了終生殘疾。1945年9月2日重光葵拖著那條傷腿登上密蘇里艦代表日本政府簽訂“二戰(zhàn)”投降書，后被列為甲級戰(zhàn)犯。

另外作為此案中關鍵人物的鄭抱真自1936年10月王亞樵被國民黨特務在廣西刺殺身亡后，返回家鄉(xiāng)組織抗日武裝，后又率部參加了新四軍，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其還曾擔任過合肥市市長。

現(xiàn)天目東路上海鐵路博物館內復建的上海北站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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